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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分封诸侯,其侄刘濞被封为吴王,建都广陵(扬州)。吴王刘濞以诸侯专煮海盐为利,开邗沟凿河通道以运盐,此即古上官运盐河之始。刘濞运销海盐获利甚厚,使其在免征封国民众赋税之后,仍“国用饶足”。古上官运盐河,自扬州茱萸湾迤东而下百余里,通海陵仓(泰州),复经海安,由发扬折弯向东南,及于蟠溪。发扬,亦为发阳,秦时因此地为繇役集中遣发处,遂改称发繇口,后人建亭其上,亦称发繇亭,春秋时古郧地。西晋杜预《左传》注:“郧,发扬也,广陵海陵县东南有发繇亭”。宋罗泌《路史》:“海陵东南有发繇口,即发扬”。
鲁哀公十二年,吴王夫差与鲁、卫、宋四国诸侯盟会于发扬。《春秋左传》:“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吴王夫差欲争霸天下,北上攻齐,邀约鲁哀公、卫出公、宋景公于郧地意图分别与之结盟。宋景公恐吴王夫差意有不轨,乃派皇瑗赴会。鲁哀公洞悉吴王其意,固知“唇亡齿寒”,乃婉拒结盟。吴王夫差遂敲山震虎,遣兵以竹篱围禁卫出公住处,声称欲将其泛流海上,逼其结盟。卫出公因与鲁哀公有私约,坚不从。此即史谓“藩卫欲流”。斯时随鲁哀公出行的鲁国大臣孔子弟子子贡出面斡旋,以五匹锦缎暗中游说吴国太宰伯嚭,劝吴王夫差撤藩释放卫出公,盟会遂止。故清人郭伦诗中有“发繇亭畔茂草绿,子贡当年留遗躅”之句。
发扬东去十数里,即为滨海古盐场。盐丁围堰引海水,晒水成卤,垒灶架鏊,煮卤成盐,遍地盐山,载之以船,经发扬沿运盐河溯流而上,运至扬州,复经邗沟入淮,行销中原。
日月交替,沧海桑田。海岸东去渐远,煮盐之场亦随之逐海水迁移。初止18里,为新场,旧址即名为旧场。再去18里,复名之为东场,旧址遂再改名为西场。因西场地接南北要冲发扬,为古“三十六盐场之咽喉”,淮扬之门户,东南之锁钥,控江抑海,唐尉迟敬德建行帅府于此。明洪武二年,乃设西场巡检司署。嘉靖三十八年,倭寇自东南沿海入侵,一路掳掠北上,意图攻占扬州。浙江海道兵备副使刘景韶锦袍白马,领兵于西场古镇迎战倭寇,斩敌大酋长以下1590余人。西场大捷,威震东瀛,至此河清海晏近百年。后人于西场古镇立“平倭冢记碑”,永褒功名。
清代以降,西场古镇武事暂息,文风乃烈。尤以仲氏书香门第,代有才人。西场仲氏,相传乃春秋孔子弟子仲子路后裔一支。据清道光仲贻菊著家世笔记《无掩节录》载:“祖籍山东,宋时南渡,遂隶江苏,其间不乏名世者”。乾隆十九年,仲鹤庆中进士,官任四川大邑知县。嘉庆十三年,仲鹤庆次子仲振履再中进士,官发广东,先后任恩平、东莞等地知县,疏河道,修桥梁,平海防,筑虎门炮台,政声载道,后升任南澳同知。
乾隆初年,仲之琮在西场镇郊建古树园,亭台楼阁,虹桥修禊,一时扬州文人蜂至。郑板桥、李复堂、罗两峰等书画名家均曾应邀雅集是园,曲水流觞,诗书唱和,调铅敷粉,佳作纷呈。
浙江山阴诗人胡西垞,官中书舍人,性疏远,数年不遇,落拓江湖。仲之琮独礼之,待以上宾。胡西垞乃于西场校印《国朝天下名士诗观》,凡四十卷,刊行于世。胡西垞病逝后即葬于西场流寓之地。
乾隆进士仲鹤庆长子仲振奎科场失意,仅以监生终其身,但其才华横溢,博学多能,于乾隆五十七年,即曹雪芹《红楼梦》程甲本刊行第二年,便擢其精华,写成戏曲本《葬花》一折,成为改编《红楼梦》为戏曲者第一人。《葬花》序云:“壬子秋末,卧疾都门,得《红楼梦》于枕上读之,哀宝玉之痴心,伤黛玉、晴雯之薄命,恶宝钗、袭人之阴险,而喜其书之缠绵悱恻,有手挥目送之妙也,同社诸君请为歌词,乃成《葬花》一折”。
嘉庆三年初,仲振奎完成《红楼梦传奇》共五十六折,序云:“成之日,挑灯洒酒,呼短童吹玉笛调之,幽怨呜咽,座客有潸然落泪者。”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著《中国近世戏曲史》第十二章《昆曲衰落时代之戏曲》引《长安看花记》:“红豆村樵《红楼梦传奇》盛传于世,故歌台惟仲云涧传习本最多”。仲振奎号云涧,别号红豆村樵。
道光间诗人仲贻菊,著《且憩山房诗抄》,收诗527首,咏物尤具特色。里人评其诗“端庄流丽,刚健阿娜,奄有众长,不拘一格,是真能跻大雅之堂而追踪元白者,众论翕然,异非虚誉”。“字字从灵性发出,风来水面,月到天北,可以想其用笔之妙,学诗者当于此问津”。
连接滨海盐场的串场河经西场东流入海,西场街市遂沿河北岸临水而筑。街长里许,道宽盈丈,砖铺,中嵌条石。两侧青砖黛瓦市房,前店后坊,铺面闼门。唐尉迟敬德行帅府建于镇中,元和年间改建为惠民寺。乾隆十六年,里人于寺南街河上建惠民桥,桥柱刻联:“一水蓉塘流泽远,千年萧寺命名同”。西场巡检司内有池,遍植芙蓉,夏日放花,姹紫嫣红,是为古镇胜景,故以蓉塘为西场别称。惠民桥下南北巷道即名之为惠民巷。
清嘉庆年间,江宁高淳县立信乡中堡村人魏忠贵为避战乱,举家迁徙江北泰州东乡西场,定居于惠民巷。魏忠贵为高淳凤山净行寺魏氏二十八世祖。
凤山净行寺魏氏系唐代名臣魏征后裔,始祖魏裕。宋高宗赐“朝宗大夫,忠孝为本”为班辈字派,凡三轮(八世至三十世),至光绪七年四修净行寺魏氏宗谱时诸公议定新字派自三十一世顺延为:“晋建鸿猷广,唐兴浩烈扬。典型宜代式,佑启庆嗣昌。”大意是我祖善于进谏,功业卓著;大唐兴盛,魏征公浩然刚烈之品行到处传扬;魏征公之典型应该成为历代儿孙效仿的榜样,他的恩德保佑着后辈世代兴旺。净行寺魏氏宗祠堂号“敬爱堂”,大堂对联“善谏家声远,和戎世泽长”。上联称颂魏征,下联褒扬魏良臣。
魏忠贵子魏孝德,学徒丁堰,初以制售花炮为业,后营恒顺号杂货庄于西场镇。同治年间,魏孝德子魏霖(谱名为瀛),字慰农,回祖籍应高淳县试,考中秀才,为增广生员,乃以功名任西场镇董事。
光绪乙巳年,魏慰农倡建西场玉成公小学,与李承标、仲统伊等人集资共襄盛举,以位于西场镇后街的四合院式庙宇玉皇宫为玉成公小学校舍。旋以讹言,校舍竟为乡民所毁,魏家亦同遭火焚。魏慰农不为退缩,重新筹资,再建校舍,“学复成而制益备”。西场新学之兴,魏慰农允为首事之善。
魏慰农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渐得西场原住民理解与拥戴,任西场镇董事达30余年。
西场仲氏家族仲鹤庆一支迁往泰州,仲之琮一支延居西场。至光绪年间,仲氏仍为西场大姓,子孙秉承宗祖文脉,诗书传家,虽再无乾嘉盛景,但家道亦未明显衰败。仲霭人于宣统三年毕业于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奉旨赏赐师范科举人。仲霭人长兄仲树人、次兄仲作尔、大姐仲延康均饱读诗书,琴棋书画,莫不当行。
魏慰农子魏晋藩,字锡侯,娶仲家才女仲延康为妻。婚前一年,仲延康突患重病。魏家仍信守婚约,如期迎娶成礼。光绪辛丑十月初十(1901年11月7日),魏晋藩长子魏建功出生。弄璋之喜,竟使仲延康病愈康复如初。此后,仲氏继生三子一女:建章、建邦、建纲、建则。
魏慰农独钟长孙魏建功,以其聪颖好学,乃亲为开蒙。1906年,魏建功5岁,入西场玉成公小学就读。
光绪二十年(1894年)恩科,南通张謇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是年七月,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水师惨败。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张謇痛恨李鸿章等大臣无能误国,意识到要挽救国家危亡,必须一改书生空谈而为勇于担负责任,乃决计身体力行,躬行实践,为灾难深重、积贫积弱的千年故国寻求一条自强之路。遂毅然辞归故里,创办实业,以强国力,发展教育,以启民智。南通州一时成为引领国中纺织工业、学校教育等现代潮流的“中国近代第一城”。张謇曾自谓:“天地之生人,本与草木无异,若能在短暂人生中作成一二有用事业,留下几行雪泥鸿爪,虽与草木同生,却不与草木同腐,吾愿足矣。”
张謇认为:国家“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为;欲教育普及国民,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在所办实业大生纱厂初获成功,渐有盈余之后,张謇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首创通州师范学校,其后陆续创办了各类学校300余所。从学前教育的幼稚园到初、高级小学、中学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及国民教育到职业教育;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在南通州形成了一个开中国近代教育先河的完整体系。
光绪进士、例授翰林,如皋沙元炳受张謇“父教育,母实业”、“实业、教育迭相为用”思想直接影响,亦辞官回原籍创建如皋初级师范学校。沙元炳礼贤下士,广纳英才,亲至西场镇礼聘刚从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的仲霭人任如皋师范学校美术科教师。
仲霭人即魏建功母亲仲延康之弟,字民新,其时在西洋油画创作上渐有声名,为中国最早一批油画家。
仲霭人欣然应聘,唯一条件是,允许将其外甥魏建功带至如皋初级师范就读附属高等小学。沙元炳当即应允。
1911年,魏建功10岁,入如皋初级师范兼中学附属两等小学堂。学校位于如城东南一隅即今如皋师范校园内,校长亦由沙元炳亲自兼任。魏建功住宿于舅父仲霭人教员宿舍内。
在如师附属小学就读期间,魏建功初步接触到语言文字学,并受其熏陶与影响。如皋师范及其附属小学师资中几位国文教师均为学养深厚的语言文字学者。校长沙元炳翰林研究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词典《尔雅》,首席国文教员、进士沈文翰研究《十三经注疏》,学监缪文功研究《说文解字》,历史教员王福其著有《广韵切韵概要》《训诂沿革》,博物教员刘之洵攻音韵训诂等。魏建功在附小三年皆由师范部教员兼课,还经常到师范部听课。舅父又请同事(如刘之洵、王福其二位先生)课外为之辅导。魏建功生活于浓郁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氛围之中,对其此后的人生道路及学术方向,影响极为深刻。
1914年初,魏建功高等小学毕业,但按新学制,要到暑假才能参加中学招生考试。在这复习迎考的半年中,魏建功仍住在如皋师范校园内。舅父仲霭人请刘之洵等老师为之辅导,间或也到师范部去听课。据魏建功后来回忆,他曾经旁听了缪文功先生的《说文》课程。
1914年7月,魏建功考入南通中学,9月入学。南通中学,全称南通省立第七中学。甲午恩科状元张謇于1909年2月创办,初建时定名通海五属公立中学校,为南通、海门、如皋、泰兴、静海五县共设公立中学,以后曾多次改名。南通中学始建时,其定位就很高,不惜以高薪资延请名师,教师月薪二百块大洋。师资与课程配置,皆相当于大学。高中数理化课程皆选用英文原版教材,用英语讲授。课外进行学术活动,由高年级学生成立研究会。由“诚恒”校训所培育出的“追求科学、追求真理、追求美”的学风正在逐步形成。天资聪慧又勤勉好学的魏建功,来到这样的学习环境里,真是如鱼得水,如鸟归林,他可以在这块知识的沃土上恣意地吸纳养分了。
入校数旬后,寒潮忽至。魏建功作了一首《索寒衣》的诗寄回家中。诗云:“昨夜西风忽送凉,梧桐叶上有新霜;今朝儿觉单衣冷,乞捡寒衣送紫琅。”祖父魏慰农阅后,大为激赏,令魏建功诸弟熟读。此为现今能看到的魏建功的诗词最早作品,虽然并非处女作。
与魏建功在如皋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时一样,重视国文教学的南通中学也集聚了一批胸罗万卷、学识超凡,特别于语言文字学研究卓有成就的学者型教师。新任校长缪文功就是从如皋师范调来的,并且还兼任新生班级的国文课。缪先生很注意学生写字的正误,常常在课堂上引述《说文》《尔雅》等文字学古籍。魏建功遂在旧书店买了一部《尔雅·邢疏》,常常翻阅。魏建功虽才14岁,却已经开始喜欢钻研中国文字的本源了。
国文教师孙锦标先生,清末廪贡,专攻方言、训诂,有《南通方言疏证》《南通乡音字汇》《自怡堂杂录》等书行世。其时正在著述《通俗常言疏证》。他平日讲课更喜谈“小学”,即文字学。他曾赠送魏建功一本《南通方言疏证》。研读之后,魏建功发现南通方言与如皋方言有许多相关之处,遂萌生想法,要探求研究那些有音无字的家乡方言。
南通中学高年级国文课由徐亦轩先生担任。徐亦轩,南菁书院毕业,与丁福保、唐文治等同窗。徐亦轩先生精于“小学”,著述甚丰,有《徐氏全书》,共30余种,分易学、音学、杂著三大类,94卷,其中《声纽通转》《等韵通转图证》《易音》《说文音释》《诗经声韵谱》《楚辞音》等,皆音韵学名著。徐先生在课堂上用《说文·部首》讲授“文字源流”课,也给魏建功留下终身不忘的记忆。就在此时,魏建功开始读段注《说文》。对于上述诸位先生,魏建功在其音韵学代表作《古音系研究》自序中感谢道:“今日之所以有些浅获,未始非诸师所赐。”
在南通中学,魏建功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学友,他们常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共同组织课外研究会。如与魏建功家乡西场相距不过十数里的缪金源,两人在南通中学是同学,亦为好友,先后考进北京大学,后又都在北大任教。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大南迁,缪金源因体弱多病,又有家庭拖累,便留在北平,后因贫病而终。
1918年秋天,魏建功南通中学毕业,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俄文班,却因突然而至的肺结核病不能入学就读,只好回到西场家中养病。
然而,此时的魏建功已经不再是昔日的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了,除了身体日益衰弱,心情更为忧郁,整日思虑重重。除了为不能去北京求学而着急,还有那桩令他烦恼不已的婚事。
魏建功8岁时,最疼爱这个长孙的祖父魏慰农为其定了一门亲事。女方为李堡镇吉家。做月老的是女方的两位母舅,魏吉两家本来累世也有通家之谊。魏慰农起初并不是很愿意,后来便提出了两个条件:不裹脚,要读书。女方都答应了,遂正式定婚。为此,魏慰农倡建的玉成公小学还特别开了“女禁”,允许女童入学。吉家姑娘入学时,魏建功已经到如皋城里读高等小学了。
两年前,魏慰农病逝。正在南通中学读二年级的魏建功回西场奔祖丧。在检点祖父书斋时,看见书桌上摆放着多部《论语》《孟子》,二弟建章告诉他:“这是爹爹(对祖父的称呼)预备给吉姑娘念的。”因为此时,吉姑娘的母亲已经重病在床,为了“侍疾”行孝,吉姑娘便不能在玉成公小学读书了。魏慰农便准备请吉姑娘的舅母教她,这些书就是为她准备的。甚至,魏慰农曾经想亲自教这个未来的孙媳妇读书,让她按时过来听讲。然而,祖父病逝后,这计划就搁置了。
魏建功在南通中学读书期间,正值猛烈摧毁封建思想、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在北京风起云涌。新思潮也开始在南通中学传扬。《新青年》杂志成为他最爱看的刊物。鲁迅先生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5号的小说《狂人日记》,魏建功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小说中所写的那个环境,那个家庭,似乎就在自己身边。
正处于青春叛逆期,同时又陷入浓重忧郁情绪中的魏建功,越来越觉得这个家庭很不适合于自己的生存了。于是,1919年上半年,他便再次离家,重回在如皋师范任教的舅父仲霭人身边。
仲霭人一边延请名医为魏建功诊疗调理,一边请刚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回国的刘之洵先生为魏建功辅导英文。
是年5月,“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影响迅速遍及全国各地。正在如皋师范休养的魏建功一扫往日病态,精神振奋,与如皋师范学生吴士选等人热情接待来如皋师范参加集会的各校学生代表。他与学生代表们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并在街上检查日货,发动各界人士投入这场爱国运动。6月4日,如皋学生联合会得知大同商号藏有一批日货,便组织如皋师范学生约200余人来到这家商店,要求店家交出日货。店主傲慢无礼,魏建功、吴士选等学生便立即在商店门前贴了两条大字标语:“辱国者讨之,卖国者诛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极大振奋了民众斗争的情绪,打击了只顾赚钱不知国耻的奸商的嚣张气焰。为此事,上海学生联合会发来贺电,上海《时报》也在6月15日以《如皋学生焚烧日货》为题作了报道。
1919年夏,经过半年的疗养与复习,魏建功再次迎考,顺利被北京大学文预科乙部英文班录取。9月,魏建功从家乡西场镇来到北京求学,正式成为一名北大学子。至此后60年间,魏建功遂与北京大学结下终身不解之缘。
魏建功入学时,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和“六三”大宣传大演讲刚刚结束不久,声势浩大的“挽蔡”运动也已取得胜利。因支持学生运动而向教育总长提出辞呈并悄然离京已达四个多月的蔡元培校长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终于又回到了北京大学。全校师生为之召开盛大庆典般的欢迎大会。新生魏建功刚进校就躬逢盛会,感到无上荣光,似乎这是北京大学给自己的一个全新生命的洗礼。
欢迎会后便是开学典礼了。蔡元培校长发表演讲:“今日为北京大学第二十二年学年的开学日。新到诸生差不多占四分之一。本来旧生所知道的,也当为新生申说大概。况此次学潮运动,能动不能静的。不知道本校学生这次的参加学潮,是激于一时的爱国热诚,为特别活动,一到研究学问的机会,仍是非常镇静的。所以,我现在把北京大学的教育方针说说,不但给新生指示趋向,也是为旧生提醒一番的意思。诸君知道,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
“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所以,本校提倡体育会、音乐会、书画会、研究会等,来涵养心灵。大凡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倘没有养成博爱人类的心情,服务社会的习惯,不但印证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结果也是虚无。所以,本校提倡消费公社、平民讲演、校役夜班与《新潮》杂志等,这些都是本校最注意的事项,望诸君特别注意。”
蔡元培校长的开学演讲,成为魏建功入学北京大学的第一课,斯为人生的重要一课,研究学问,服务社会,蔡元培校长的殷切寄语,让青年魏建功在此后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有了一盏在茫茫黑夜中摸索前行的指路明灯。
入学第一学期,魏建功开始参加学生干事会活动。“五四”之后的北京大学,学生活动思潮澎湃,百花齐放,大多数爱国青年个人行动汇合成集体表现,体现在学生干事会工作上。平时的许多公共事业如讲演团、夜校等,一些同学是以个人志愿者身份参加的。一些重大事件,就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进行公开的民主讨论,表决通过,然后由学生干事会去执行。干事会的成员都是志愿参加的,不必选举产生,但那工作自始自终总是搞得热火朝天的。魏建功非常热心于学生干事会工作,很快得到同学们的信任,成为学生干事会的主要成员。在学生干事会中,魏建功与范鸿劼、李国瑄等同学交往甚密,成为挚友,他也颇受这些进步同学的思想影响。
魏建功入学时,距五四运动刚刚过去百多天,因此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五四青年,仿佛也亲身经历了那些伟大的场面,他完全被新思想、新思潮所激荡了,对凡是“旧”的事物都起了一种怀疑与检讨的态度。他与同学们一起,在尊重个人自由的空气里探素着新的道理。到了五四运动已过去30年之后的1949年,魏建功总算明白了那些探求已久的道理,他在《“五四”三十年》一文中写道:“三十年间究竟是进步了,进步在旧的没落新的孳长的斗争过程里。我们许多人浪费了精力瞎摸索,却有许多人伟大的牺牲了生命勇敢创造,更有许多人糊涂堕落地阻滞着这一新文化建设的进行在胡作梗。”魏建功当然是属于他所描述的第二种类型,他虽然没有牺牲了生命,然而却是在进行着勇敢创造的人。
他们确实是在摸索中前进,开始,对许多事情的认识也是极其肤浅乃至可笑的,但其时却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创举。多年后魏建功曾著文回忆,他在参加学生干事会不久,就到了192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一天,魏建功与学生干事会的同学们一起,手中拿了一面纸旗,运了一卡车馒头到大街上去,遇见洋车夫,便每人给一个馒头,那馒头上印着“劳工神圣”四个字。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布施苦力的形式来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而做这些事的时候,魏建功心中总是充满了一种神圣的感觉。魏建功成了新思潮激流中的弄潮儿,他不放过任何的机会,凡是新思潮背景下的社会活动,他都踊跃参加。
用知识服务社会的北大平民夜校设在景山东街北大二院,魏建功担任了教学工作,他的宿舍在离西斋不远的瑞祥公寓,每天晚上走到平民夜校上课。不久,魏建功又同一些夜校教师组织了“平民教育实验社”,并且在北河沿北大三院开办了北大第二平民夜校,他担任师范班语文教员。
北京大学经过五四运动洗礼之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蔡元培校长为了能把北京大学办成与国际高等教育接轨的世界一流大学,决定出国考察。北大学生于1920年10月20日在第三院法科大礼堂召开话别会,欢送蔡校长远行。魏建功受学生干事会委托,负责记录蔡校长的讲话。
蔡元培校长临行赠言:“在‘五四’前后,大家很热心群众运动、示威运动。那一次大运动,大家虽承认它的效果,但这种骤用兴奋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家应当做脚踏实地的功夫。这时间父兄可以容我们用功,各方面都无牵制,所以用功是第一件事情。现在校中行了选科制,正给了好机会让大家自动的用功,哪可自己空耗光阴呢?老是错过,真对不住自己;过了几年,要学也没有机会了。但是并非只管用功,其余一切可以不管。‘五四’的唯一好结果是平民教育。乘我们用功的余暇办些学校,教育那些失学的人,就是牺牲光阴,也是值得。这种事也是脚踏实地的初步。即如现在的调查灾区,也是服务社会的要端。此等事很望不断的做下去!”
殷殷此言,一如以往,心心念念,耳提面命:“用功学问、服务社会”!
蔡元培校长演说词由魏建功详细记录,刊于1920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第724号,之后辑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1921年,魏建功经过两年文预科学习,以优异成绩转入北京大学文本科中国语言文学系(通称国文系),正式深入研究中国语言文字音韵学。1922年兼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临时书记,从事整理档案、编制索引等事务,边学习,边工作。
20世纪初的北京大学文科,名师荟萃,灿若明星,几乎斯时全中国一大半如雷贯耳的文学大师、国学大师都集中于此。仅在国文系讲授课程的教师就有胡适、鲁迅、周作人、马衡、钱玄同、刘半农、马幼渔、沈兼士、黄侃、朱希祖、沈尹默、陈汉章、刘文典、吴梅等。
魏建功主修文字音韵学,因此,除选听鲁迅先生所讲《中国小说史》以及胡适、周作人等文学课程外,主要师从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刘半农等先生学习文字音韵,受益最多,并成为钱玄同先生的入室弟子。
钱玄同1908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从章太炎先生问学,与鲁迅、周作人、许寿裳、朱希祖等人成为章门弟子,从此确立从事小学(文字学)和经学的治学方向。但他又是一位激进的爱国者,入北京大学任教后,受陈独秀等人的影响,积极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和撰稿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位急先锋。“五四”高潮过后,钱玄同又退回书斋,专事学术研究与教学了。
钱玄同出自章门,但又不囿于章氏之学。音韵学是其专精之学,在“西学东渐”的新时代,他开始有意识地学习西方语言学的科学原理与研究方法,自觉将其引入到中国传统文字语言学研究中来,试图改造与建构本国的科学化的现代文字语言学。这一期间,钱玄同在北京大学讲授音韵学,就是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所写的《切韵音系》为教材,同时阐明自己的意见与研究所得。他的这种汇通中西,融合古今的研究方法,被戏称为“古今中外派”。魏建功深受业师影响,他也尝试用这些全新的研究方法,把语言文字的“古今中外关系”进行“打通”。
沈兼士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元老级教员,文字训诂学家、明清档案专家,曾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研究所国学门主任。1919年,主持研究所国学门召开编纂语典方法会议,议定将“语典”二字改为“语法”,并依据日、法等国语法编成假定的中国语法。沈兼士提交《语法编纂大旨》,初步确立中国语法大纲。
魏建功亦为沈兼士受业弟子。北大国文系学习期间,魏建功一直听沈兼士所授文字训诂课程。沈兼士也格外看重自己的这位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的高足,以至在魏建功于1925年毕业时,沈兼士赞称魏建功为“乙丑科状元”,此赞语在学界一时广为流传。几十年后,沈兼士当年的学生,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在“纪念魏建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魏建功文集》出版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时提到:30年代,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曾选修沈兼士先生的“音韵学”,考试时,他考了60分,也便满意了,沈先生却在课堂上说:“你们考这分数算什么?魏建功上我的课时,他考100分!”
魏建功另一位业师马幼渔先生,亦为文字音韵学家,他也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师从章太炎学习《说文》,与钱玄同师出同门。
在北京大学,有所谓“三沈二马”之说,即指同在北大任教的浙江吴兴沈氏三兄弟和浙江鄞县马氏兄弟。“三沈”是长兄沈士远、二弟沈尹默、三弟沈兼士。“二马”是马裕藻(幼渔)、马衡(叔平)。在北大一院,这“三沈”“二马”几乎撑起了国文系半壁江山。再加上后来的鲁迅、周作人兄弟,北大文科江浙学人可谓气势非凡。
魏建功受业于这些名震遐迩的大师,深得其学问精髓,学业日益精进,学养不断深厚。
研学课余,魏建功一如往常,热心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22年12月,国文系组织读书会,各年级选出一人担任读书会干事。魏建功被选任二年级干事。读书会以联络同学感情、沟通教员与学生之间隔膜以及交换知识为宗旨,由学生提出研究题目,教师分别指导。日常会务为读书报告、问题讨论、发表研究成果等。由于在预科期间魏建功参加学生干事会活动的锻炼,此时于读书会工作,自然驾轻就熟,很快成为读书会的中坚力量。
读书会属于一般常规课外活动。魏建功在国文系四年本科学习期间,耗费精力最大的两项社会活动是歌谣采集与戏剧演出。
歌谣采集活动是由北京大学校方组织发起的,蔡元培校长发表征集民间歌谣《启事》,刘半农起草《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简章》,寄往全国各报刊、学校、教育厅局,广泛征集民间歌谣。此为北京大学也是全国公开征集民间歌谣和研究民间文学之始,开一代重视与研究民族民间文学艺术风气之先河。
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庆祝25周年校庆,歌谣研究会便在此纪念日创刊《歌谣》周刊。这是中国第一个民间文学研究期刊。魏建功除利用假期参与歌谣收集采录、研究撰稿外,并参与《歌谣》周刊的编辑工作。
北京大学的学生戏剧活动初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其时虽有一些戏剧演出活动,但影响较小。1922年2月22日,魏建功与陈顾远、时锡箴等20多位爱好戏剧的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话剧团体,定名为“北大戏剧实验社”。社章提出:以爱美的性质、实验的精神、谋艺术之进步为宗旨;凡北大同学对于戏剧素有研究,且具有实验兴趣者,得为社员。社务有:编译剧本,实验演出,服务(为社外公益团体代为演剧募款)等。实验社第一期常任干事:文书魏建功,剧务陈晴皋,庶务李绍康。
戏剧实验社是全校不同院系不同年级的同学组织起来的团体,大多数社员只是喜爱戏剧演出,并不从事创作与研究。剧社演出剧本,多是从陈大悲、蒲伯英合办的人艺戏剧专门学校《戏剧》杂志选取的,演出剧目先后有《幽兰女士》《爱国贼》等。
为纪念北大成立25周年,剧社演出了翻译剧本托尔斯泰《黑暗之势力》。此次演出,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旅居中国在北大教世界语的鲁迅先生友人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剧场后台观看了演出,写了一篇剧评,严厉批评演出中由男学生扮演女人的现象。此剧评由鲁迅先生翻译成中文,于《晨报副刊》发表。由于文中批评言辞过于尖锐,在北大学生中激起强烈不满。作为剧社的主要负责人魏建功遂写了一篇《不敢盲从——因爱罗先珂的剧评而发生的感想》,对爱罗先珂剧评进行反驳。谁知此文引起鲁迅先生的误会,立即发文予以严厉批评。周作人也在《晨报副刊》发文,来为他的朋友爱罗先珂辩护。
虽有诸多误会与委屈,但魏建功出于对鲁迅先生及周作人先生的尊敬,并未做任何反驳或辩解。但却因此次风波,而使魏建功成了鲁迅先生的忘年小友。
1921年,正当魏建功转入文本科国文系,热衷于采录歌谣之时,11月1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魏建功与发起人中的好几位都相识,如文学院的罗章龙、吴汝铭、朱务善,英文系的范鸿劼、刘仁静,高尚德、黄日葵是国文系的,何孟雄是工读互助团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地点在西斋“亢慕义斋”。斋内墙壁正中悬挂马克思像,两边贴着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上联出自陈独秀之口,下联出自李大钊之言。魏建功虽未正式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但到此地却来过多次,与范鸿劼等人交往颇多,给他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922年5月,魏建功联络了在北京求学的江苏籍学生潘梓年、缪金源、夏德仪、施之瀛、李浩然等人,创办“江苏清议社”,出版《江苏清议》,批评时政。魏建功还独办了一份《西场人语》刊物,以“评论时事,鼓励民气”。恰于此时,在南京读书的如皋籍青年吴肃倡议,以如皋县在外求学的学子为主,成立一个“如皋平民社”,宗旨是“研究学术,推动平民教育,打击土豪劣绅和贪污”。魏建功予以热情响应。是年暑假期间,魏建功在北京各大学进行串联,积极组织“如皋平民社”。由京、宁两地学生为主成立的“如皋平民社”很快形成规模,最多时社员达数百人。在“如皋平民社”第一届年会上,魏建功被选为总务委员会书记,主持开展社务活动。
“如皋平民社”成立数月后,一批社员揭发了如皋地方“群田事务所”的不法行为。有一些用于地方公益事业的公共地产,称之为“群田”,由“群田事务所”管理。如皋县议员李亚青把持了事务所,他们巧立名目,勒索农民,以中饱私囊。“如皋平民社”社员的揭发,惹怒了地方势力,于是,一些从“群田”中得到利益的地方士绅写“联名状”向省府控告,污蔑“如皋平民社”是什么“过激派”组织。省长公署批交如皋县长查办。此时正值“如皋平民社”第二届年会前夕,一时气氛十分紧张,闹得人心惶惶。“如皋平民社”总务委员会在南京开会商量对策,决定各个委员分头去走访南通一带的社会名流,争取得到一些有影响人士的同情,请他们出面主持正义。在预定的年会召开的前一天下午,委员们各自完成了任务回到如皋县城集中,决定年会如期召开,并一面托人出面与如皋县长打招呼,一面由魏建功等二人连夜赴南京,向省长公署揭穿地方势力诬告的阴谋。“群田”事件最终以“如皋平民社”的胜利而落幕。
这一时期,魏建功追随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各种活动,诸如“首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否认国会”“驱逐彭允彝”“批判甲寅派,捍卫白话文”等,在这些活动中,魏建功以笔作枪,冲锋陷阵,因而获得了“打虎小将”的美称。同时,魏建功还在《猛进》《雨丝》《京报副刊》《晨报副刊》《国学周刊》《歌谣》《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杂感、随笔、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1920年2月5日,魏建功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7号发表了杂文《什么话?》,揭露了五四运动中日本帝国主义的喉舌《顺天时报》妖言惑众的丑恶嘴脸。1922年8月29日至31日,魏建功在《晨报副刊》发表了连载小说《傻子们》,他以象征的手法,描写了新文化运动的实绩:被封建礼教束缚的农村,逐渐被新思想所占领。
魏建功好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范鸿劼后来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1925年,魏建功临毕业之前,中共北京大学支部书记范鸿劼介绍魏建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编在中法大学小组,同组有陈毅、王跃郁等。不久,调做“济难会”工作。因魏建功从北大毕业后,由刘半农介绍去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中国文学系任讲师,故而他的组织关系便在中法大学。范鸿劼在1927年4月5日与李大钊等人同时被捕,4月28日英勇就义。中共北京大学党组织遭到破坏。此年魏建功已远赴朝鲜京城大学任教,与组织失去联系。
北京大学求学6年间,魏建功为自己热爱的语言文字音韵专业刻苦攻读,为自己热心服务的大量社会工作努力奉献,为自己感兴趣的歌谣、民俗、戏剧事业四处分心,同时也为自己的婚姻问题烦恼困扰。
对于那桩纯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魏建功起初尚未坚决拒绝,曾提出诸多建议,比如,让女方继续读书,让她不再缠脚,这也是遵循祖父在世时曾提的两大条件,然而这两个条件,如今全都没有实现。而魏建功父母,却似乎满不在乎,无动于衷,视而不见。魏建功为征得父母的同意,曾多次给父母写信,商讨此事解决办法,却得不到明确回音。魏建功也曾经试着寻找另一种办法,他托请如皋县城的女校,通融让这位吉姑娘插班学习,只要家里允许向女方家长交涉一下,便可以成功。但是,结果是白忙了一阵。魏建功又曾经请他的舅舅代为教她读书,也不过是“无已,求其次”的意思,后来自然也是没有了下文。
魏建功是个思想进步甚至有些激进的时代青年,但他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对弱者有着深切的同情心。为了自己这个不合时代潮流的封建包办婚姻,他有着强烈的挣脱之心,但他又不愿做一个心肠硬冷如铁的薄情寡义之人,他又总是为那个与他并无半点爱情可言的女子着想,不愿伤她的感情,故而,他便在这极度矛盾的愁思中悒郁、痛苦。直至临毕业之前,魏建功终于做出抉择。1924年12月25日,《京报副刊》发表了魏建功《断简》一文,这是一封貌似没有收信人实际是写给他未婚妻的公开信。在这篇短文中,他抒发了对父母包办婚姻的强烈不满情绪,与其说是一封信,莫如说是一篇血泪交溅的控诉封建婚姻的檄文。文中写道:“你飞吧!你应该学那不受牢笼的小云雀一样,任意飞上天空!你自己找适意的芳邻,饮啄濯浴,寻你的真快乐!你不要痴想!我不是豢养你的主人!请你原谅我!我不爱你!”
《断简》发表后不久,魏建功便写了《魏建功宣告解除婚约》,铅印后散发。文中写道:我不是薄情寡义的人,但我也不是无端牺牲自己的人!以往的心迹全是“人道主义”;现在的心迹极是人道主义;以前的“人道主义”是片面的;现在的人道主义是彻底的。
在《宣告》附带声明中,魏建功宣告经济独立,自愿放弃家庭遗产。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最后阶段,魏建功度过了一段艰辛生活期,他已经自断了家庭经济接济,只能靠着自己极其微薄的薪金和少许稿费来维持生活,而毕业前夕他所付出的心血和精力却是巨大的。除了完成自己一直要保持第一名的学业成绩之外,他还参加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风俗调查会”“方音调查会”。1924年,冯玉祥部队驱逐溥仪出宫之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沈兼士、马衡、陈垣等人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魏建功以国学门临时书记的身份担任办事员,参与接收、清点、登记、保管故宫文物及筹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等项工作。在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之后,魏建功在《京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长文《琐碎的记载清故宫》,并草拟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开放故宫章程》。在此期间,魏建功还抽出时间,撰写了《戴东原年谱》,发表于1925年《国学季刊》2卷1号。此年谱为未完成稿,止于乾隆十七年戴震三十岁。这一段《戴东原年谱》的写作,其中关于《水经注》研究的观点,后来曾被胡适先生所采纳,并对胡适先生晚年于《水经注》的研究产生影响。
1925年9月2日,魏建功在临毕业之前,写了一封《致国文系教授会书》,依据他作为国文系学生几年来的亲身感受和认识的思索,提出了大幅度改进学科组织办法即国文系分类设想。信中说:“这两年来,国文系在社会上的地位很显得责任的重大。在这样重大责任之下,最易招人猜忌;我们唯有切切实实把组织整理完善起来,教他们知道不是他们所想象得到的那样简陋或纷杂!我所说的或者有些不当的地方,还望先生们抉择!”
魏建功的《致国文系教授会书》在国文系教师中引起了震动,也引起了他们的思考和修改学科组织大纲的要求。国文系教授会经过认真讨论研究,于1925年9月进行了第二次课程大调整。
1925年9月,魏建功以各科学习总成绩在全班33人中名列第一毕业。是年农历乙丑,沈兼士先生遂赞誉魏建功为“乙丑科状元”。沈兼士先生为北大元老,根据他多年教学经验,曾总结北大国文系培养成为尖子的学生是“三年一榜眼,十年一状元”,以叹其成才之难。所谓“状元”,并不仅指其学业成绩分数,而是其日后有可能成为国学大家的坚实学业基础与开阔学识襟怀。在魏建功之前的1920年一届,北大国文系毕业生就有傅斯年、许德珩、俞平伯、罗常培等一批声名显赫的学人。可见,沈兼士先生的戏称,实际是把魏建功列入这些出类拔萃的大师级学人之中的。
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会决定魏建功留校任教。按规定,须经校聘任委员会研究通过,方能聘任。因而,刘半农先生便介绍魏建功兼任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中国文学系讲师,等待北京大学的正式聘任。
寒窗苦读,学有所成,魏建功乃撷楚辞《九歌》:“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艰兮独后来”之句,自题斋名“独后来堂”,以抒一己出身寒微,束身自洁,潜心绩学,不避艰难之情,兼寓后生晚辈自谦之意。
魏建功,字盖三,语出颜真卿《争座位帖》“盖太上有立德立功”句,“立德立功立言”是为“三立”;后改字天行,语出《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建与健通。笔名山鬼、文狸等。山鬼衍于魏姓,文狸为女神山鬼之骑,典亦出自楚辞《九歌》。
魏建功广交游,重情谊,尊师爱友,除与鲁迅、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名人师从交往而外,与 缪金源、夏德仪、白涤洲、罗常培、台静农、李霁野、董彦堂、庄尚严、何子祥、舒舍予等为终生挚友,此皆国语、金石、文学之一时俊彦,堪称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之后又一代大师级学者。书生意气,风生水起。此后红楼落照,白沙烟雨,台北流连,京都北望,如烟往事,恍如珠散。